Taipei Society - 澄社

論「女人還不滿足嗎?」

五月二十日上任的新政府,推出女性只佔10%的新內閣,引來婦女團體強烈批判。不過也有民眾認為,已經有女性總統了,女人還不滿足嗎?

曾有人詢問美國的女性大法官露斯∙金斯伯格,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中究竟要有幾位女性才夠?她答:九位。大家聽了嚇一大跳。她說,有很長時期,九位大法官全部都是男性,可是從來沒有人認為這是問題。金斯伯格提醒我們,女性官員太少是個問題,男性官員太多,會不會也是個問題呢?

這個實例也告訴我們,性別統計即使擺在眼前,它究竟是不是性別歧視,社會仍有爭議。520總統就職國宴的接待人員全部是女性,算不算性別歧視?媒體動輒用「美女」來稱呼女法官/女博士,是稱讚還是歧視?

政治信任 信任政治

◎ 顧忠華

當新任總統完成就職儀式後,一個在行政及立法部門完全執政的民進黨政府正式上路,根據各家媒體的調查,民眾對於新總統和行政院長的信任度都超過半數,甚至比選舉得票率還高,這是難得的良好條件,至少在內政事務方面,民眾顯然期待新政府能夠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讓台灣呈現煥然一新的恢宏氣象。

蔡英文總統的就職演說,的確描繪出大略的施政圖像,包括年金、長照、就業、轉型正義及司法改革等等,都有所著墨。但是從現實面來看,坊間多認為台灣經歷了多年的政策錯誤和內耗,可說是百廢待舉,任何的改革都會受限於資源條件和制度配套的嚴重不足,短期內想要有亮麗表現,恐怕任務十分艱鉅。

歷史的經驗也告訴我們,改革的措施通常會得罪許多既得利益者,因此空有理想不足以成事,往往反而容易陷入抗爭—妥協—不滿擴大—改革夭折的惡性循環,即使新任的閣員多半並非新手,但仍必須如蔡總統所提示,以戒慎恐懼、如履薄冰的態度,周延規劃改革的進程,始能避免虎頭蛇尾的批判聲浪。

事實上,新政府一方面落實改革承諾,但另一方面更需要細緻地呵護民眾賦予的高度信任。民進黨政府務必記取前朝的教訓,因為信任要建立並不容易,卻很可能毀於旦夕,尤其在喜新厭舊的心理機制下,政治信任猶如進入了風險社會的「不確定性」漩渦,稍微沒有把持住民意的流向,便可能出現滅頂的危機。

台灣應守護民主價值

何信全

台灣參加今年WHA議題沸沸揚揚,後續演變尚難逆料。此一議題凸顯兩岸關係定位爭議,新總統即將提出五二O就職演說,其中兩岸關係論述正受到各方注目。

蔡英文維持現狀的主張,民進黨除了「維持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下自由民主的現狀」定調之外,迄今著墨不多。不過,從當今文明世界處理國家分合的主流論述來看,此一維持台灣自由民主現狀的基本表述,合乎現行憲政體制下民選總統的角色分際,也與當今世界處理國家分合的主流思維相呼應。

當今世界基於民主思維,合的國家可分,分的國家亦可合。前者如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經由民主公投1993年初正式分成捷克和斯洛伐克兩個國家;後者如歐盟,1950年代起透過民主程序逐步從經濟整合到政治整合,1993年末正式成立歐盟,迄今依然在擴大整合之中。要之,在民主思維之下,國家分合爭議依循民主公投程序解決:加拿大的魁北克,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亞,乃至英國的蘇格蘭,莫不如此。當然,國際所關注乃民主公投程序,而非預設分合結果,事實上這三例分離公投迄今也並未通過。

為中研院闢謠辯誣

瞿海源

誣指李遠哲院長與中研院與政治結合
李遠哲院長本人自2000年起在選舉中確實一直支持民進黨總統候選人,但他所有的政治行動都在院外,中研院的行政作業和學術研究並未因李遠哲的政治傾向而受到政治的影響。其實,自李院長起,中央研究院並沒有和政治結合。中央研究院受政治干預是國民黨政治威權統治時期的事,例如,研究人員受到人二的嚴密掌控,有不少新人回不了國進不了研究院,都是有人二在操作(在吳大猷院長任內人二也還在運作)。再如在1970年代末期黨政高層強迫中央研究院設置三民主義研究所(項老院士說的故事是他自己編的,不是事實)。

誣指翁啟惠院長將中研院和大財團結合
翁啟惠院長本身的研究成果確實有商業化的潛力,但研究成果技轉必須受到相關規定的規範,所得利益也依規範分配給政府、中研院和研究者本人。中研院在生物科技和資訊科技方面的研究有技轉的可能,但其他絕大部分基礎學術研究是不「賺錢」的。事實上,中央研究院至今也沒有和大財團有什麼利益瓜葛。

任意指責中央研究院不受監督
中央研究院雖直屬總統府,但受立法院通過的中央研究院組織法規範,中央研究院的預算受行政院主計總處規範與節制,更年年由立法院審議修改通過,並由監察院審計部監管。
就個別研究人員而言,在李院長任內,正式制定中研院研究人員升等續聘辦法,嚴格管控研究人員的研究成績與升遷。

恣意指責中研究二十年來一塌糊塗

憲政改革的好政治

蘇彥圖(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助研究員﹔澄社社員)

台灣需要全面憲改,卻連降低投票年齡這類單項憲改也不可得。倡議者須思考﹕在現實政治的諸多限制下,台灣憲政的重建工程,如何擺脫政治口號或者學術清談,又如何儘早啟動與竣工﹖這是憲改政治(the politics of constitutional reform)的大哉問,而《公民參與憲法改革程序法草案》的研擬與倡議,是公民憲政推動聯盟在幾經討論後,提出的一項解決方案。

該法案欲擴大憲改(特別是起草階段)的公民參與,並深化民主審議(也就是漢彌爾頓在聯邦論第一篇中所說的「反省與選擇」)。現實上,該法案也極可能促成未來四年內,經18年與20年大選同日公投,完成至少相當部分的重大改革(如修憲程序、選制與憲政體制),進而厚植我們營建大型憲政工程的經驗、意願與能力。若不先改革、充實現行的簡陋程序,翻轉憲改的舊政治,那麼推動憲改的NGO與政黨,恐怕再努力也是徒然(去年修憲破局殷鑑不遠)。這項改寫遊戲規則的嘗試,不僅是規範意義上的好政策,同時也是策略意義上的好政治(good politics)。

大巨蛋的空間不正義

◎ 楊重信

在柯市長宣布要與遠雄「合意解約」後,大巨蛋何去何從已成為媒體與市民關注之焦點。本文從「空間正義」(spatial justice)觀點,分析大巨蛋空間生產之不正義,以及從匡正正義(corrective justice)觀點提出再現空間正義之途徑。空間正義可以用空間生產過程是否合乎「分配正義」與「程序正義」原則予以測試;分配正義之原則,包括:平等、差異、公平、以及效率等原則,程序正義原則強調程序之公正與行政中立。

平等原則要求平等對待個體或群體,松菸是社會資源,作為巨蛋與商場空間,即不能作為森林公園、公宅或其他公共使用;「看棒球」,在Maslow之需求階層裡屬於高階需求,把社會資源優先用來滿足高階需求,不符平等原則。差異原則要求「對最不利者創造最大之利益」,將松菸來生產大巨蛋,對照顧社會底層無貢獻,因此不符差異原則。公平原則是應得原則,北市府在大巨蛋案對投資者過度讓利,讓投資者可獲取高利,有違應得原則。效率原則要求「分配不應以某些人之利益受損為代價」,大巨蛋有損護樹、社區、古蹟、環境與公安,因此不符社會效率原則。程序正義講求資源分配程序之公正與保持行政中立;大巨蛋案有違程序正義之事實昭然若彰。

開放資料一定要失去自我?

吳全峰/中央研究院法律所副研究員

大數據時代,開放資料(open data)的潛在商機充滿誘惑;也因此,台灣政府嘗試鬆綁法規,主張個人資料去識別化後(即移除所有可明確識別個人的項目,如身分證字號、生日、地址等)就不再是個人資料,成為不受個資法規範的「行政資料」,可擴大開放供私人利用。似乎個資去識別化後,便切斷民眾與資料間的關聯,可以任加利用。

但是否去識別化後,個資就真的跟個人毫無關聯呢?沒有這麼簡單。首先,大數據資料之所以能帶來商機,是利用資訊工程與統計技術協助分析;但這些技術也能破解去識別化的個資:如美國麻州保險委員會公布隱去姓名、社會安全碼和住址等敏感資訊的醫療數據,便被麻省理工學院學生破解,並能具體確定個人的醫療記錄。也因此,歐洲各國近來便強調去識別化仍有風險,有必要事先讓提供資料的民眾了解,並由其自主決定是否承擔風險。但台灣政府在開放資料的設想中,卻常是官方主導,個資去識別化後便逕自提供私人再利用,並不關心民眾是否了解、是否願意承擔可能的風險。政府這種恣意強制切割民眾與其個資間關聯的做法,有正當性疑慮。

從女童凶殺案學到什麼?

鄭泰安

三月二八日發生女童慘案後,媒體圖文並茂(含凶刀照片!)、鉅細靡遺地報導,簡直和二00五年四月,藝人倪敏然輕生後的媒體報導方式完全一樣!筆者當時的研究報告指出媒體報導產生了模仿效應,導致自殺死亡和自殺未遂者顯著增加,之後媒體在報導自殺案例時已相當節制。

如今媒體連續兩天大量報導此一凶殺案件,忽略了這樣的報導同樣會對精神病患產生模仿效應,尤其是以妄想、幻覺為主的精神疾病患者。可能在妄想、幻覺的影響下尋找不特定對象下手,過去國內外都有案例。果然媒體一報導,三月二九日就有病患上網稱讚王姓犯案者是他心目中的英雄,三月三十日隨即在大台北地區發生兩起病患做的隨機傷人案件,凶器都是刀。

面對民眾的強烈不安,民調下滑的柯市長要求里長舉辦大型活動,可以「揪出里內奇怪的人」;陳副市長責備王姓犯案者的家人也應負責(他對子女罹患嚴重精神疾病的市民缺乏同理心);北市衛生單位頻打電話給列管的精神病患問:「最近有沒有想要攻擊別人」,搞得原來穩定的病患激躁起來;搖搖哥被以有「傷人或自傷之虞」強制住院;北市府還建議衛福部考慮修法鬆綁精神病患強制就醫法規,讓警消人員遇到「恍神而漫無目的遊走」的民眾即可強制就醫。這些都是對上述案件的過度的、外行的反應,極可能侵犯精神病患的人權,對病患的治療則只有害處。很遺憾,政府官員和媒體都沒有尊重專業。

殺人的電價公式要改

詹長權 台大公共衛生學院副院長/全球衛生中心主任

  我國自從2015年採用新電價公式之後因為國際化石燃料的煤、油、天然氣價格下降,每度電的平均電價一年多以來從高點降了近20%,最近一次降價就以近10%的幅度調降。不論工業或民生用電我國原本就屬世界最低電價的國家之一,台灣化石能源幾乎全賴進口卻能享有這麼廉價的電力實在不可思議。
  造成不合常理電價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我們有一條只看電力供給不考慮需求和品質的電價公式。這個以台電為本位設計出來的公式是根據一段時間內台電的發電總燃料費用加上稅捐及規費、3-5%的利潤、折舊利息、用人費用、維護費、其他營業費用,減去綠色電價收入和其他營業收入等總合費用,然後除以總發電度數之後計算出每度電的電價。在偏離市場機制和失去價格彈性的公式的計算下,我國超低電價是靠人為操作電價公式的結果,失真的電價讓耗電工商業沒有節電省能的經濟誘因,民生電力浪費長久居高不下。電價公式要依市場機制和規則修改才能讓電價發揮抑制電力需求的功能。

Hello Kitty不見了!

盧世祥

  台鐵新太魯閣彩繪列車啟動,車上印有Hello Kitty的座位枕巾一再遭順手牽羊,「帶回家當紀念品」。乘客毫無公德心,引發議論。
  台灣社會公德匱乏,是戰後一直存在的問題。一九六三年,美國學生柏大恩(Don Baron)以「狄仁華」為名,在報章發表〈人情味與公德心〉文章,指台灣人情味濃厚,但欠缺公德心,激起漣漪。五十多年來,台灣社會雖非毫無長進,但公德是文化問題,戰後籠罩台灣的中國文化鮮少公德成分,公德要成為二十一世紀台灣公民行為準則,仍待努力。
  事實上,台灣社會曾存在公德的觀念與實踐。日本時代生長的一輩,或「多桑世代」,從國小階段起就接受「修身」教育。「修身」教導並要求學生,養成不隨地便溺吐痰、注意衛生儀容、舉止安靜有禮、不吵鬧喧嘩、不給他人帶來麻煩等習慣,並實踐守時、勤勉、誠實、守信、紀律、守法等德行。這是生活教育,日常生活要自我要求,也為他人著想,因為人不只活在個人世界,也與社會互動;要成就文明社會,須從個人自律與公德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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