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ipei Society - 澄社

年金改革的迷思

洪裕宏
陽明大學心智哲學研究所教授

有些事理抽象地想似乎很合理,但是實際運作起來才發現不是那一回事。年金改革委員會的設置方式就是例子。理想上由各利益團體代表、政府官員及專家學者組成的37人委員會,似乎滿足了公開、公正,各方意見都充分納入考慮的理想要件,一年後林萬億政委所承諾的提出改革草案,誰說辦不到?林政委也以烏紗帽做保證。然而可以預料的,一年之後,有些利益團體會怒而退出,不承認通過的草案,繼續體制外抗爭。未來一年的年金改革可謂凶險重重,整個台灣社會可能會陷入激烈的對撞,改革草案尚未送進立法院,社會已陷入分裂與紛擾,小英政府將付出高昂的代價。

關於年金改革,社會上流行一些似是而非的觀念,只會干擾改革步調,擴大社會矛盾。這些觀念不導正,小英政府將面臨排山倒海的反撲。改革不能只訴諸理想與道德。年金改革關係到的是社會上多數人退休後的生活保障,而非抽象的國家利益。國家利益要與多數人的生活保障連結,不然只會剩下空洞的道德喊話,例如「再不改就會希臘化」。

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

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 (澄社評論)
紀駿傑

新上任的民進黨政權極為重視的政策之一便是轉型正義課題,而此轉型正義,如同全球許多經歷獨裁、共產統治、軍事統治、一黨獨大等的國家一樣,主要是針對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各種不公不義現象及其影響而來。當然這方面的轉型正義非常重要,但是我們卻不能忘了,台灣這塊土地上最早的定居者長期遭受外來政權及居民不公不義對待的歷史過程,至今仍沒有透過完整的轉型正義來進行和解與彌補。因此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更應該是民進黨政權必須積極重視與進行的政策課題。

很高興看到前不久總統府透過新聞稿發佈消息,將針對原住民族設立專屬的轉型正義委員會。接下必須思考與討論的議題便是此轉型正義委員會應處理哪些議題?優先次序應如何安排?我認為最優先需要處理的是原住民族的土地權與資源權議題,而這兩個議題又和原住民自治課題直接相關。

澳洲在1982年透過Mabo法案推翻了長久以來,白人墾殖者宣稱澳洲在白人來到之前為「無主之地」的主張,間接承認了原住民擁有土地權,也開啟了澳洲墾殖政權與原住民之間的轉型正義進程。其中最具指標性的土地權移轉是在1985年,澳洲政府將澳洲自然地標的北領地Uluru-Kata Tjuta(大紅石)區域土地歸還給當地原住民族,並向該族租借此地區同時與該族合作共同經營國家公園。這也是國家與原住民和解、合作的一個良好範例。

記憶、遺忘與夢的鬥爭

林宗弘

米蘭‧昆德拉的名句:「人與極權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最近被六四紀念文章大量引用。對四十歲以上全球華人來說,六四難以忘懷,代表在國家暴力鎮壓下,隨著那些展現巨大勇氣、追求政治改革的人喪失生命與前途,中國社會走向多元歷史機遇的可能性消失了。從此,記得創傷的人便陷入了拒絕遺忘的鬥爭。

按照轉型正義的標準,北京長安街上該有一坦克人的紀念場所,就像馬丁‧路德‧金恩『我有一個夢』的演講足跡,被烙印在華盛頓特區一樣。幾十年後或許會有,然而,中國受到六四衝擊的青壯世代目前仍陷入集體失語,就算他們成了中產階級,其生活壓力與種種權利匱乏的狀態,仍經常召喚出他們的良知與歷史記憶;不幸的是,對於1989年後的新生代,受到黨國教育與媒體管制影響,這一段歷史被宣傳部門徹底抹去,甚至在面對記得此事的人群時,缺乏批判思考或懷著愛國情緒者,難免感到困惑、疏離或羞辱。

在台灣,蔡英文總統以臉書發表紀念六四感言,低調分享普世的自由民主價值,馬英九前總統公開呼籲平反六四,國會則以跨黨派四十五名議員名義發表集體聲明,然而國民黨主席洪秀柱的語調,更像下對上替民運人士給當權者求情,而遭到譏評。六四晚筆者也前往自由廣場前的悼念活動,這次台灣主辦者較少批判「中國效應在台灣」,而對中國當前維權運動展現同理心。儘管朝野態度不同,仍聊盡薄力協助「記憶」、拒絕「遺忘」。

論「女人還不滿足嗎?」

五月二十日上任的新政府,推出女性只佔10%的新內閣,引來婦女團體強烈批判。不過也有民眾認為,已經有女性總統了,女人還不滿足嗎?

曾有人詢問美國的女性大法官露斯∙金斯伯格,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中究竟要有幾位女性才夠?她答:九位。大家聽了嚇一大跳。她說,有很長時期,九位大法官全部都是男性,可是從來沒有人認為這是問題。金斯伯格提醒我們,女性官員太少是個問題,男性官員太多,會不會也是個問題呢?

這個實例也告訴我們,性別統計即使擺在眼前,它究竟是不是性別歧視,社會仍有爭議。520總統就職國宴的接待人員全部是女性,算不算性別歧視?媒體動輒用「美女」來稱呼女法官/女博士,是稱讚還是歧視?

政治信任 信任政治

◎ 顧忠華

當新任總統完成就職儀式後,一個在行政及立法部門完全執政的民進黨政府正式上路,根據各家媒體的調查,民眾對於新總統和行政院長的信任度都超過半數,甚至比選舉得票率還高,這是難得的良好條件,至少在內政事務方面,民眾顯然期待新政府能夠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讓台灣呈現煥然一新的恢宏氣象。

蔡英文總統的就職演說,的確描繪出大略的施政圖像,包括年金、長照、就業、轉型正義及司法改革等等,都有所著墨。但是從現實面來看,坊間多認為台灣經歷了多年的政策錯誤和內耗,可說是百廢待舉,任何的改革都會受限於資源條件和制度配套的嚴重不足,短期內想要有亮麗表現,恐怕任務十分艱鉅。

歷史的經驗也告訴我們,改革的措施通常會得罪許多既得利益者,因此空有理想不足以成事,往往反而容易陷入抗爭—妥協—不滿擴大—改革夭折的惡性循環,即使新任的閣員多半並非新手,但仍必須如蔡總統所提示,以戒慎恐懼、如履薄冰的態度,周延規劃改革的進程,始能避免虎頭蛇尾的批判聲浪。

事實上,新政府一方面落實改革承諾,但另一方面更需要細緻地呵護民眾賦予的高度信任。民進黨政府務必記取前朝的教訓,因為信任要建立並不容易,卻很可能毀於旦夕,尤其在喜新厭舊的心理機制下,政治信任猶如進入了風險社會的「不確定性」漩渦,稍微沒有把持住民意的流向,便可能出現滅頂的危機。

台灣應守護民主價值

何信全

台灣參加今年WHA議題沸沸揚揚,後續演變尚難逆料。此一議題凸顯兩岸關係定位爭議,新總統即將提出五二O就職演說,其中兩岸關係論述正受到各方注目。

蔡英文維持現狀的主張,民進黨除了「維持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下自由民主的現狀」定調之外,迄今著墨不多。不過,從當今文明世界處理國家分合的主流論述來看,此一維持台灣自由民主現狀的基本表述,合乎現行憲政體制下民選總統的角色分際,也與當今世界處理國家分合的主流思維相呼應。

當今世界基於民主思維,合的國家可分,分的國家亦可合。前者如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經由民主公投1993年初正式分成捷克和斯洛伐克兩個國家;後者如歐盟,1950年代起透過民主程序逐步從經濟整合到政治整合,1993年末正式成立歐盟,迄今依然在擴大整合之中。要之,在民主思維之下,國家分合爭議依循民主公投程序解決:加拿大的魁北克,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亞,乃至英國的蘇格蘭,莫不如此。當然,國際所關注乃民主公投程序,而非預設分合結果,事實上這三例分離公投迄今也並未通過。

為中研院闢謠辯誣

瞿海源

誣指李遠哲院長與中研院與政治結合
李遠哲院長本人自2000年起在選舉中確實一直支持民進黨總統候選人,但他所有的政治行動都在院外,中研院的行政作業和學術研究並未因李遠哲的政治傾向而受到政治的影響。其實,自李院長起,中央研究院並沒有和政治結合。中央研究院受政治干預是國民黨政治威權統治時期的事,例如,研究人員受到人二的嚴密掌控,有不少新人回不了國進不了研究院,都是有人二在操作(在吳大猷院長任內人二也還在運作)。再如在1970年代末期黨政高層強迫中央研究院設置三民主義研究所(項老院士說的故事是他自己編的,不是事實)。

誣指翁啟惠院長將中研院和大財團結合
翁啟惠院長本身的研究成果確實有商業化的潛力,但研究成果技轉必須受到相關規定的規範,所得利益也依規範分配給政府、中研院和研究者本人。中研院在生物科技和資訊科技方面的研究有技轉的可能,但其他絕大部分基礎學術研究是不「賺錢」的。事實上,中央研究院至今也沒有和大財團有什麼利益瓜葛。

任意指責中央研究院不受監督
中央研究院雖直屬總統府,但受立法院通過的中央研究院組織法規範,中央研究院的預算受行政院主計總處規範與節制,更年年由立法院審議修改通過,並由監察院審計部監管。
就個別研究人員而言,在李院長任內,正式制定中研院研究人員升等續聘辦法,嚴格管控研究人員的研究成績與升遷。

恣意指責中研究二十年來一塌糊塗

憲政改革的好政治

蘇彥圖(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助研究員﹔澄社社員)

台灣需要全面憲改,卻連降低投票年齡這類單項憲改也不可得。倡議者須思考﹕在現實政治的諸多限制下,台灣憲政的重建工程,如何擺脫政治口號或者學術清談,又如何儘早啟動與竣工﹖這是憲改政治(the politics of constitutional reform)的大哉問,而《公民參與憲法改革程序法草案》的研擬與倡議,是公民憲政推動聯盟在幾經討論後,提出的一項解決方案。

該法案欲擴大憲改(特別是起草階段)的公民參與,並深化民主審議(也就是漢彌爾頓在聯邦論第一篇中所說的「反省與選擇」)。現實上,該法案也極可能促成未來四年內,經18年與20年大選同日公投,完成至少相當部分的重大改革(如修憲程序、選制與憲政體制),進而厚植我們營建大型憲政工程的經驗、意願與能力。若不先改革、充實現行的簡陋程序,翻轉憲改的舊政治,那麼推動憲改的NGO與政黨,恐怕再努力也是徒然(去年修憲破局殷鑑不遠)。這項改寫遊戲規則的嘗試,不僅是規範意義上的好政策,同時也是策略意義上的好政治(good politics)。

大巨蛋的空間不正義

◎ 楊重信

在柯市長宣布要與遠雄「合意解約」後,大巨蛋何去何從已成為媒體與市民關注之焦點。本文從「空間正義」(spatial justice)觀點,分析大巨蛋空間生產之不正義,以及從匡正正義(corrective justice)觀點提出再現空間正義之途徑。空間正義可以用空間生產過程是否合乎「分配正義」與「程序正義」原則予以測試;分配正義之原則,包括:平等、差異、公平、以及效率等原則,程序正義原則強調程序之公正與行政中立。

平等原則要求平等對待個體或群體,松菸是社會資源,作為巨蛋與商場空間,即不能作為森林公園、公宅或其他公共使用;「看棒球」,在Maslow之需求階層裡屬於高階需求,把社會資源優先用來滿足高階需求,不符平等原則。差異原則要求「對最不利者創造最大之利益」,將松菸來生產大巨蛋,對照顧社會底層無貢獻,因此不符差異原則。公平原則是應得原則,北市府在大巨蛋案對投資者過度讓利,讓投資者可獲取高利,有違應得原則。效率原則要求「分配不應以某些人之利益受損為代價」,大巨蛋有損護樹、社區、古蹟、環境與公安,因此不符社會效率原則。程序正義講求資源分配程序之公正與保持行政中立;大巨蛋案有違程序正義之事實昭然若彰。

開放資料一定要失去自我?

吳全峰/中央研究院法律所副研究員

大數據時代,開放資料(open data)的潛在商機充滿誘惑;也因此,台灣政府嘗試鬆綁法規,主張個人資料去識別化後(即移除所有可明確識別個人的項目,如身分證字號、生日、地址等)就不再是個人資料,成為不受個資法規範的「行政資料」,可擴大開放供私人利用。似乎個資去識別化後,便切斷民眾與資料間的關聯,可以任加利用。

但是否去識別化後,個資就真的跟個人毫無關聯呢?沒有這麼簡單。首先,大數據資料之所以能帶來商機,是利用資訊工程與統計技術協助分析;但這些技術也能破解去識別化的個資:如美國麻州保險委員會公布隱去姓名、社會安全碼和住址等敏感資訊的醫療數據,便被麻省理工學院學生破解,並能具體確定個人的醫療記錄。也因此,歐洲各國近來便強調去識別化仍有風險,有必要事先讓提供資料的民眾了解,並由其自主決定是否承擔風險。但台灣政府在開放資料的設想中,卻常是官方主導,個資去識別化後便逕自提供私人再利用,並不關心民眾是否了解、是否願意承擔可能的風險。政府這種恣意強制切割民眾與其個資間關聯的做法,有正當性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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