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
@2010-4-16

中國西南地區出現的嚴重旱災，引起各方廣泛討論，但是比較偏重于氣候變遷的影響。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中國政府引導輿論的方向。因為一旦人民關注的矛頭指向天災的部分，人禍的因素就會被沖淡，政府可以規避應當擔負的執政責任。但是事實上，這個責任是無可回避的。
我們當然不否認地球氣候反常，包括暖化造成的天候因素，是這次西南大旱的主要因素，但是，所謂“百年一遇”的災害性氣候本來就還不是人力可以阻擋的，而人民納稅給政府，就是因為期待政府在這樣的災害到來之前，能夠有所防范。而在中國，政府行為本身卻成了災害的幫兇。更確切地說，中國經濟發展戰略，以及社會發展戰略的錯誤，是中國災害頻仍的主要原因之一。
眾所周知，加大農田水利設施建設投入，幾乎每年都被寫進中央一號文件。但在現實中，卻從未得到有效執行。大型水利工程的財政投入尚且可以得到保證，農村小水庫、溝渠建設30年來很少進行全面整修。去年國家四萬億投資，用於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的寥寥無幾。這直接導致了農村地區抗災能力的減弱。
而龐大的政府投資去了哪里呢？基本上都投入了能夠給地方政府帶來直接經濟收益的項目，而很多這類項目，對當地的自然環境，生態保護，本身就是災難性的。以云南省為例，橡膠產業一直是該省的支柱產業之一，1994年到2007年，生膠收購價瘋漲百分之九百。而官方地理信息系統監測表明，大規模的橡膠種植已經影響了這個地方的氣候，10年內平均溫度升高了零點四到零點五度。另外，桉樹的大規模種植，是隨著木漿造紙工業的發展而進入中國的。尤其在雲南地區，紙業公司為了建立龐大的木材儲備，在雲南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大量征地，圈下了大片的山地和林地，幾年之內，3000萬畝案樹和其他一些速生樹種取代這片亞熱帶山地的天然林和高原植被。大面積的案樹林被稱作上無小鳥、下無植被的“綠色沙漠”，對環境的負面影響被視為和大型水電開發項目並列。
換句話說，地方政府竭澤而漁的經濟發展戰略，是導致天災越來越頻繁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在這種經濟發展戰略的背后，更為嚴重的問題，還表現在水資源的分配不均上。因为在中國，水资源分配的逻辑，就是重城市重工业，轻农业轻农民。大旱持续了数个月，处于旱灾核心的始终是农村和农民。分配的背后，首先是权利的不平等。而農民，包括災民，不可能組織自己的維權組織，他們的訴求無法通過正常管道得到有效的表達，這，就是所謂的“人禍”問題，也是政府極力規避的問題。更是我們作為監督當局執政的民間力量不能忽視的問題。
在中國這樣一個國家力量壓倒一切，政治問題高于一切的國度，沒有什么百分之百單純的經濟問題。更不可能存在單純的氣候因素。1950年代末期的大饑荒，當局就是把原因推給三年自然災害。結果到了今天，我們已經都了解，那根本就如同當時的中共領導人劉少奇自己所說的，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可是，全國上下并沒有去追究天災的人為因素，那是后來文化大革命得以爆發的一個遠因。這一次西南地方大旱，如果我們還是把它歸結為氣候因素，而不去追究背后的政府行為的原因，可以肯定地說，類似的災害是不可能根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