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明】 / 中國時報 A15/時論廣場

這次SARS對台灣的衝擊，除了直接的生命安全外，一個更清楚的教訓是：我們離現代化國家的水準有一段距離，過去所自豪的經濟成就與政治民主，其內涵都遇到了顯著的挑戰，其能力與效用都有了重大的問號。

在經濟面向上，不單台灣經濟體質對中國的依賴性被凸顯出來，過去唯高成長是論的經濟思維也遭到重大挑戰，這次危機證明了高所得並不等同於一個能自主自治的公民社會。而除了社會的集體性恐慌外，在許多應該是最現代化、最專業化的媒體與醫療部門，一樣在SAR S的陰影下呈現混亂的狀態。

顯然，這些西方社會建制中，應該是有自治能力、自我規範的專業部門，在台灣的現代過程中卻進展遲緩。我們有高度發達的經濟體系，國際豔羨的晶圓科技，競爭激烈的選舉政治，但此時所見卻是失序的專業部門與遲緩的國家機關，來負責與SARS的直接對抗。這是一個難以嚥下的惡果。

於是，當SARS帶來了一個危機的社會，新加坡有自豪的行政能力來管束病源、隔離民眾；中國大陸有集體動員來搶建醫院，以愛國主義來鼓勵犧牲。台灣的民主活力卻萎縮為政治領導比魄力，專業人士比卸責，商人比口罩囤積，而民眾比自保的「自然狀態」，這混亂中被犧牲的是基層的護理人員，被漠視的是隔離的民眾，被歧視的是最底層的遊民，進而社會的一體感面臨崩解，而原本薄弱的相互與共，被疫情的猜疑所取代。

因此，台灣的現代化歷程是有偏差的，以黨派、統獨與藍綠劃分的選票板塊並不足以撐出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尤其在選舉競爭為主導的民主經驗中，民眾的公共責任、社區參與被簡化為選舉當天的投票行為，公共政策的思辯能力依附在政黨與政治人物的偏好下，連帶行政責任的判別常淪為政治口水。其結果是，台灣社會在選舉時非常激情，而遠離選舉時卻又異常地冷漠；其結論是，我們有熱情的、高度參與的選民，卻無所謂自主、自律的公民。

過去反對運動常以「命運共同體」作為團結民眾、增強在地認同的訴求，這在目前的挑戰下，更顯得重要。因為當由上而下的行政管制不可恃，專業部門的能力與倫理受到打擊時，過去以政治認同出發的共同體訴求，必須轉化為以公民為依歸的社會認同，讓過度分裂的選民，重回一個公民的面貌，強調的是社區的責任與義務，而非黨派的權力輪替。

或許，在SARS時代，決定選舉勝負的，不在於誰最能動員政黨的選民，而是誰最能團結社會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