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明】 / 中國時報 A15/時論廣場

如果後SARS時代有什麼政治上的長遠變化，大概是民眾對於國家介入的需求提高了，不但認為國家必須主動管制他人的行為，以保護我的安全；表現在隔離政策上，甚至認為可以透過懷疑來作短期的處分，限制人身的自由。更進一步，國家必須滿足個人安全的顧慮，不但要提供口罩、溫度計，提昇為天賦人權，稍有怠慢，當然是政務官下台負責。

當一方面，對國家行政體系的無能有許多的指責時，另一方面，S ARS事件已經開展了許多政治價值上的變化，國家無能的觀感已經為國家萬能在做準備。如果徵用民間口罩是國人皆曰可！那麼，以瘟疫威脅之名徵收私有財產，進行社會動員的作為不會到此為止，更不要說一個病例的懷疑，會有公共安全的顧慮，導致大型百貨與飯店的歇業、自我消毒，乃至自我譴責與澄清。

顯然，過去自由化與民主化運動所積極箝制與壓抑的國家巨靈，因著天災而逐漸甦醒過來，其身影不但投射在社會的弱勢身上，更有知識階層代表的大學校長，群聚嘶喊著：我們要一個「指揮中心」，似乎只要有領導，才能解決問題降低民心的不確定感，而不論這個作為的實質效果為何。在社會民心上，更是自我地訓育，主動喊出全台「淨空十天」的看法，發起者卻是會因淨空而備受打擊的工商團體，顯然當所謂自利計算的經濟人，也願捨身集體的社會行動，這時候政治的空間無限膨脹。

相較而言，總統的緊急命令是否需要發動，已經是後話了，因為民心已經願意捐輸與犧牲時，反倒是政治部門猶豫起來。這大概是一個有趣的案例，為何會有這樣的遲疑，是菁英的自我節制，是對於疫情的誤判，還是操縱國家的限制，在在顯現民進黨政府的本色。

但無論如何，後SARS時代，民眾的公民權透過天災的傷害而擴張，其政治影響是國家部門的再次膨脹，社會部門專業自律的萎縮，行政作為滲透至市場領域，諸如IC健保卡的隱私議題，醫護證照的行政處分，舉債上限等都有了突破口，因為天災，所以國家成長了。

國家哲學的始祖霍布斯，以「巨靈（Leviathan）」一書描述自然狀態下，人類為了生存安全同意縮限自身的權利，集中在國家巨靈身上，以功能的方式解釋了國家主權的意義。而天災對於台灣的衝擊，卻是改造了民主化的台灣國家，原本多元自主的社會部門失去了專業自治的地位，地方營造的社區文化淪為鄰里的監視系統，公民權的內涵由市場社會轉為國家管制。為了天災救援，我們召喚了國家巨靈，但是如何與之共存，卻是嶄新的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