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明】/ 中國時報 A15/時論廣場

日前一群學者針對教改提出了萬言書的批判，其間社會評論家南方朔有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談話。他說：「教育政策違反社會正義原則，連能考上台大法律系的人都因經濟問題去讀軍校，就是一例」。這句話初聽超有震撼力的，不過沈澱一陣子之後，一種矛盾的感覺升起。

因為在軍校與台大間作選擇，成為一個難題的來源，的確是經濟問題，但可能是在不同補助、多寡之間選擇的問題。按照經濟學者吳聰敏的估算，一個台大學生一年所獲得的補貼大約三十五萬，而念軍校若將生活雜支的補助涵蓋在內，大概可以推估是一百萬；那麼這個選擇題很清楚，是在未來的發展與當下福利間作評估，這時候家庭的挹注能力會影響這個學生的選擇，但起碼是在三十五萬與一百萬的「補助」之間作選擇。這與正義問題似乎有點距離。我們應該更關心的是，誰要出這個補助的錢？（其實就是一般納稅人）她／他們的小孩有沒有這樣的機會來處理這個「正義」問題呢？

那公平嗎，為什麼中上階級的小孩可以上台大，不必選擇去念軍校？邏輯上推，我們會繼續問，那麼今年能有入大學資格的只佔同年齡的三分之一時，為什麼我們會忽略其他三分之二的公平問題？她／他們受教育的年限短，不但受到教育補貼的機會少，同時因為步入職場的時間早，必然較快成為國家稅賦的對象，用來補貼還留在學校中的同輩。可以預測，因為競爭力低就業風險高，這又相對影響其下一代的教育成就。我們擔心的社會流動停滯應該是這一群在外面的三分之二，而不是已經進去的三分之一的選擇。

這個三分之二是教改廣設大學之後的數字，在我的學生時代是十分之九的同齡青年不能進大學，在南方朔從事保釣運動放棄留美時，這個數字必然更菁英，更怵目驚心。而目前所謂「一個台灣，兩個世界」的現象，正是這個長期入學管制的結果。的確低學費能鼓勵上大學，但也限制了入學的人數，少數人因為大量補貼向上提昇的結果，就是有多數的人向下沈淪，這是近年之教改能造成的嗎？還是過去五十載低學費政策所產出的社會結構？

事實上無論是反教改，還是支持教改的，有誰沒被這個低學費體制好好地補貼過？這個時候，正義的問題應該不是去關心那位擠入台大的同學的選擇，或是她／他會不會是阿扁第二，需要關心的是那些還在門外的多數青年，她／他們的出路在哪裡，至少不能因為沒上大學還要去補貼那些上大學的，這才是起碼的公義。

其實經濟不景氣，是討論公平與正義的好時機，過去我們喜歡看到菁英往上爬，甚至不惜加碼來錦上添花，否則就無法正氣凜然，但很多時候這種自我感覺良好的情操是建基在脆弱的公平原則上，忽略了那些我們看不到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