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明】 / 中國時報 A15/時論廣場

自從坪林公投要求開放交流道，集集公投也在日前進行，要求的是停建焚化爐，之間穿插游揆與環保署長郝龍斌的民主／專業之辯，顯然公投已經不是一個政治口號，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實踐了，已然成為一個新興的民主管道，從基層出發影響台灣政治的權力與文化。

如果從坪林與集集的經驗出發，會發現這些地方性諮詢公投處理的議題都是公共設施的「外部性」問題，尤其是壞的外部性的分擔問題。坪林因為大台北水源區的規劃問題，所以在經濟發展上受到壓抑，這是為了一個公共財（水源）的供給，所產生的外部性，弔詭的是，分擔這個外部成本的人不是台北市民，而是坪林鄉民，這裡有著城鄉差距的權力問題在。

同樣的，集集的垃圾焚化爐公投，也是一個好的公共設施，所產出壞的外部性的分擔問題，問題在誰決定這個分擔分配，顯然是上級機關與環評專家，不會是南投各鄉民，這裡就有一個權力上中央與邊陲的關係。

這間接解釋了，為什麼這把地方公投野火在台灣鄉野燒得火紅，卻在幾個都市化地區相當沈寂，難道是都會的住民較理性？比較相信代議政治？還是關於外部性的分擔早就排除掉？還是因為環評專家與長官都居住在這些地區，不會有後院蓋垃圾場的問題。所以，許多公投行動的確是一種社會運動，著眼在權力關係的調整，透過一個直接民主的形式來發聲（voice）。

那專家，環評專業的角色呢？沒有一個客觀而科學的裁判嗎？事實上，所謂專業判斷是提供一個資訊，關於如何聯繫手段與目標的方法與評價，在這個實現（realization）的層次上，環評與專家是有客觀的空間，而且必須提供各種手段方法的評價。但是在目的選擇的層次上，這不是專家可以置喙的，因為價值選擇上中立的空間小，必須還原到民主的程序上，這時，所謂的專家與鄉民都是民主政治主體的一員。

或許，從這個資訊提供的分工角色來定位所謂的專家學者，從資訊的內容來理解環評，才不會有所謂專家／民粹的假爭議，因為如果所謂專業至上，是把價值判斷也交給專家來處理，這會是民主公民墮落的開始；另一方面，如果所謂直接民主是在資訊不完整的條件下做選擇，那才是民主體制的扭曲。

顯然，地方的公投民主正挑戰著既有的偏見與建制，這對朝野政黨都是一個衝擊，表示民意的確不滿目前的代議管道，而且有十足的信心與勇氣要來發言，不知道台北的政治人物與輿論，在心態與制度上是否準備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