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明】 / 中國時報 A15/時論廣場

坐在日內瓦十四世紀低頂的市政大廳裡，日內瓦州的官員正在簡報這次公民投票的初步結果，重點不在幾個關於移民歸化（naturaliz e）的投票結果，焦點反而是在有多少選民透過網路投票，這是新興的民主實驗。四分之一的選民透過網路投票，接近四分之三以郵寄通訊投票，只有不及百分之五是在投開票所進行的，顯然這是瑞士可以頻繁地進行公民投票的原因，每年多達四次的公投形塑著瑞士的獨特民主生活。

晚上在一個起司鍋香味瀰漫的小餐室，聽著兩位日內瓦大學的學者高談闊論，交換著台灣與歐洲經驗的差異，這是兩種不同心情的呈現：在歐洲這邊，直接民主似乎是一個可以援引的模型，不但運用來解決個別國家的獨特問題，像是這次的移民公民權爭議，更是未來歐洲聯盟擴張時，可以用來實際運作的機制，想像上億公民的新歐洲，如何能有效運作民主，這時電子投票的直接民主，比起現在死氣沉沉投票參與超低的歐洲議會，是難以自限的。

相對的，台灣這邊的心情是沉重的，不僅第一次公投經驗引起國際的阻力，大西洋兩岸的領導者都表示保留，國內政治干擾下，公投法反而成為民眾的新鳥籠。樂觀的是，雖然總統大選中有近一半的選民拒領公投票，但是台灣當下的重要爭議，無論是修憲、軍購，還是正名，公民投票一直是重要的訴求選項，諷刺地成為藍綠之外的唯一共識了。問題是，台灣對公投的看法還停留在權力競逐的層次，很難想像會成為民主生活的一部份，更遑論試圖透過科技的發展來提升民主了。

走在日內瓦大學內，赫然發現一片石雕牆，是一個關於宗教革命的歷史，中間矗立著卡爾文為首的四大寇，提醒了瑞士不只是金融、工藝的大本營，更是西方宗教改革的起源地，在上帝與子民間排除了教皇的代理，這與在選民與政策選擇間跳過了政治人物的代表功能，有了異曲同工之妙。或許，宗教革命的發生與直接民主的流風並沒有因果關係，但是這代表了一個創新精神，不流於俗的自信心。

當然，與瑞士內部四大語族的差異相比，回想在英、法、德三大強國間尋求中立的歷史經驗，台灣的處境不會比較差，但是在解決衝突的想像力上卻有侷限，走在湖邊大道上，望著高達數丈的噴水映彩虹，這是一個處於艱難處境走出來的人間天堂。過去，反對運動的訴求中，常以建立台灣為東方的瑞士自許，卻在政權輪替掌握權力之際，這樣的聲音反而微弱了。

可憂的，不是因為維繫政權的鬥爭，無暇重拾往日理想，而是喪失了想像力，忘記了偉大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