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明】 / 中國時報 A15/時論廣場

從過去選舉研究的經驗中總結，向來有一個藍綠支持階級分化的印象，泛綠的支持者多屬於中下農工、南部、閩南、涵蓋年齡偏高，以及年輕的族群，而泛藍的支持者則多為中上白領，北部、中壯年齡層、外省等。表現在選戰的場合上，泛綠的場子多是檳榔、拖鞋，而泛藍則是不同的景象，具代表性的是大安森林公園的西裝與皮鞋，所以很容易有一個結論：泛藍是中上階層的政黨，泛綠是中下階層的，其中有族群這條線深刻地劃過去。

這個「檳榔和拖鞋、西裝及皮鞋」的觀察來自於政治學者吳乃德的一篇研究論文的標題，他發現：除了我們熟知的省籍族群成分外，台灣政黨支持的分野還有隱晦不明的階級面向，因為當台灣的社會流動取決於教育機會，而外省籍民眾有較高的教育成就時，就會造成兩個族群的階級差異，此時省籍與階級是相關的，也與政黨的支持趨於一致。

經濟學者駱明慶的研究從另一個角度豐富了這個觀察的意涵。根據戶口普查的資料，他推論出在「前教改」的大學入學管制時期，外省男性進大學的機會是同年齡本省男性的二至三倍以上，至於培養出許多泛綠政治領袖的台大，其差距更大，顯示入學機會是有省籍差距的。換句話說，被低學費政策補貼的機會除了取決於考試表現外，背後還有階級與族群的因素，至於廣設大學後是否有改善這個差異，則是目前教改爭議中，被忽略掉的「政治不正確」指標。

【徐永明】/ 中國時報 A15/時論廣場

日前一群學者針對教改提出了萬言書的批判，其間社會評論家南方朔有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談話。他說：「教育政策違反社會正義原則，連能考上台大法律系的人都因經濟問題去讀軍校，就是一例」。這句話初聽超有震撼力的，不過沈澱一陣子之後，一種矛盾的感覺升起。

因為在軍校與台大間作選擇，成為一個難題的來源，的確是經濟問題，但可能是在不同補助、多寡之間選擇的問題。按照經濟學者吳聰敏的估算，一個台大學生一年所獲得的補貼大約三十五萬，而念軍校若將生活雜支的補助涵蓋在內，大概可以推估是一百萬；那麼這個選擇題很清楚，是在未來的發展與當下福利間作評估，這時候家庭的挹注能力會影響這個學生的選擇，但起碼是在三十五萬與一百萬的「補助」之間作選擇。這與正義問題似乎有點距離。我們應該更關心的是，誰要出這個補助的錢？（其實就是一般納稅人）她／他們的小孩有沒有這樣的機會來處理這個「正義」問題呢？

【徐永明】 / 中國時報 A15/時論廣場

反高學費運動曾經是九零年代末期學生運動的一個新興議題，尤其是以工農子弟之名反對提高學費的門檻，抗議教育市場化的階級惡果，導致只有上層家庭才能享有高等教育，扭曲了教育作為社會流動的管道。最近這個反高學費的訴求再起，連接新的快樂學習議題，以及對教改的批判，所以我約了曾經拿標語走街頭的學界友人喝咖啡，遙望著馬路上「饒了孩子們」的大標語，問他，學費的公與義在哪裡？

他的評論出乎意料，相當挑釁：工農子弟抗議高學費，違反她／他們的階級利益。原因是，國立大學的低學費政策是一種補貼政策，入學對象卻多是都市中上階層的子女，這些家庭可以負擔未來出國留學的高學費，卻先在台灣享受政府低學費的加碼，所以低學費是在複製既有的社會階級。

當然，冒冷汗之餘會追問，中下收入的子女還是可以受惠於低學費，這還是一個重要的社會流動管道，曾經有助於台灣經濟的起飛？這個教授的回應有趣：如果阿扁總統是那一個受惠於低學費的貧農之子，為什麼需要這個低學費體系繼續補助阿扁之子念台大法律系，相信我，教育部補貼一個公校學生從大學到研究所六年的經費，絕對可以買一部積架名車的。

【徐永明】 / 中國時報 A15/時論廣場

近來，蕭新煌教授提出一個問題意識，即：台灣還能為亞洲民主做什麼？

台灣的民主化經驗對於亞洲其他國家的政治發展，是否還有示範性的效果？蕭教授的討論著重在社會運動與政治轉型的關係。這裡筆者則作一個小補充，從民主體制的二次轉型談起，討論台灣民主發展所遇到的獨特挑戰。

的確，兩千年政黨輪替以來，台灣社會有民主退潮的趨勢，亦即對於民主的優越性不具有信心，而與經濟發展兩相比較時，民眾認為經濟發展遠比民主重要。在與過去威權時期的穩定相比較，也認為威權可能比民主更有效，尤其是在社會安定與經濟發展兩個項目上的產出上，具體表現為對蔣經國的懷念，成為政治操作的時尚。

而如果從政府的各個機關的社會評價作比較，相關研究赫然發現，軍方、公務員所受的信任度遠高於政黨、媒體、立法院等民主建制，也就是民主政治的相關行動者被台灣民眾視為社會不安的根源，乃至經濟成長的主要障礙。

尤其相較於中國的高速發展，許多媒體輿論，乃至政治菁英更是對於台灣民主體制的競爭力有疑慮，欣羨起對岸的威權發展模式，而這與島內的蔣經國熱是一體兩面的，代表一個民主退潮的趨勢，乃至對威權過往的懷舊，政治現實上則搭配藍、綠對抗成局，走一個保守的政治格局。

石世豪 / 中國時報 A15/時論廣場

今天我們聽的廣播、看的電視，早就透過地表無線電波、線纜、衛星等不同管道，把訊號傳到家裡或隨車、隨身的接收設備；然而，主管機關才剛推出一套整合無線、有線與衛星三法的新廣播電視法草案，就立刻惹來各界嚴厲批評。另一方面，廣播電視、電信、資訊網路三項現代科技，在數位化匯流的風潮下，彼此之間原有的界線逐漸模糊，新興通訊傳播服務不斷挑戰管制法令的僵硬框架；行政院為終結幾十年來「多頭馬車」的管制架構，召集相關專家研擬「通訊傳播基本法」草案，藉此為「通訊傳播委員會」催生，卻也吵嚷不休、爭議中勉強湊出一套條文。如果科技匯流、法令整合是國際趨勢，那麼，台灣的問題究竟在哪裡呢？

其實，舊版的廣播電視法原來就可以規範無線、有線及衛星三種傳輸管道，只因戒嚴後期民間不斷挑戰政府不開放廣播電視的防堵政策，主管機關一則宣稱「頻道已滿」不受理無線電台設立申請，再則藉口有線、衛星「無法可管」拖延許可時程。於是，政治人物與財團介入較深的有線電視，因立委「順應民情」而率先在八十二年通過立法，主管機關也配合採取「就地合法」政策，廣播電視法從此一分為二，衛星電視頻道則徘徊於廣播電視法與有線電視法之間。六年之後，衛星廣播電視法才替境外頻道驗明正身，直播衛星電視終於在「小耳朵」熱潮散去、有線電視業已稱霸的頻道市場上黯淡登場，廣播電視法也正式一分為三。

【徐永明】 / 中國時報 A15/時論廣場

最近因為大選將近，所以許多選舉語言出爐不奇怪，但是跟著有許多預言式的詛咒也絡繹浮現了。其中「後民進黨時代」是泛藍的新詞彙，暗示總統大選阿扁會落選，民進黨此後將一蹶不振，而未來台灣政治將是連、宋共治的雙首長制，一個美麗新世界啊！

這是一個樂觀的看法，除了反映對於奪權的熱切心態外，也顯現一廂情願的政治規劃。總統大選的確會影響個別政治人物的前途與前景，選舉結果對於政黨體系的發展也有調節的效果，阿扁若是連任失敗，民進黨會遇到重大的衝擊，領導階層會有一番調整，但是民進黨延續反對運動的理想與路線卻不一定會變更，因為像是公投、非核、民營化與黨政軍退出媒體，這些議題雖然在立法院胎死腹中，但是社會支持度正穩定成長中。

就選舉的態勢而言，泛藍比較像是個「選票上」的執政黨，除了在人事上進行整合外，少見新鮮的議題，連宋合成立當天的三大訴求：終結黑金，政府改造與兩岸穩定，聽起來似曾相識，原來是上次總統選舉民進黨的政見。沿用過去反對黨的議題，顯見國、親作為在野黨的怠惰，難道只想趁著反扁的情緒拿回政權。

【徐永明】 / 中國時報 A15/時論廣場

如果後SARS時代有什麼政治上的長遠變化，大概是民眾對於國家介入的需求提高了，不但認為國家必須主動管制他人的行為，以保護我的安全；表現在隔離政策上，甚至認為可以透過懷疑來作短期的處分，限制人身的自由。更進一步，國家必須滿足個人安全的顧慮，不但要提供口罩、溫度計，提昇為天賦人權，稍有怠慢，當然是政務官下台負責。

當一方面，對國家行政體系的無能有許多的指責時，另一方面，S ARS事件已經開展了許多政治價值上的變化，國家無能的觀感已經為國家萬能在做準備。如果徵用民間口罩是國人皆曰可！那麼，以瘟疫威脅之名徵收私有財產，進行社會動員的作為不會到此為止，更不要說一個病例的懷疑，會有公共安全的顧慮，導致大型百貨與飯店的歇業、自我消毒，乃至自我譴責與澄清。

顯然，過去自由化與民主化運動所積極箝制與壓抑的國家巨靈，因著天災而逐漸甦醒過來，其身影不但投射在社會的弱勢身上，更有知識階層代表的大學校長，群聚嘶喊著：我們要一個「指揮中心」，似乎只要有領導，才能解決問題降低民心的不確定感，而不論這個作為的實質效果為何。在社會民心上，更是自我地訓育，主動喊出全台「淨空十天」的看法，發起者卻是會因淨空而備受打擊的工商團體，顯然當所謂自利計算的經濟人，也願捨身集體的社會行動，這時候政治的空間無限膨脹。

劉靜怡／台灣人權促進會副會長（北縣淡水〉 【2003-05-26/聯合報/A15版/民意論壇】

日前數個社運團體有鑑於ＳＡＲＳ疫情對台灣社會造成嚴重衝擊，卻遲未見有人倡議建立社會互助支援體系，於是成立「社會安全防疫聯盟」，除公佈涵蓋範圍廣及公共衛生、社會安全、媒體監督、相關法律所規定的權利義務等層面討論議題的網站（www.sarsnet.org.tw）之外，也公佈了共同製作的防疫行動手冊。目前國內相關聯盟正陸續籌劃或成立，然而，隨著疫情的不斷發展，我們也該不斷反芻這類聯盟成立的長遠意義，藉此機會探究台灣社會長久以來被忽視的盲點與弱點，以做為徹底政治改革和管制革新的起點。

需要徹底政治改革重新洗禮的，不僅是手忙腳亂到無暇思考整個行政機器到底出現哪些制度面障礙的執政黨而已，更包括過去執政數十年，卻仍處處顯露出對民主政治和公民社會嚴重缺乏深層訓練和認知的在野黨；否則，我們也不至於終日被所謂「台灣／中國」和「中央／地方」對立論述糾纏得動彈不得。此外，當同屬於公部門的不同政治勢力不斷展現其政治策略和身段時，居然每天還有政治人物霸著媒體版面和專屬時段譏諷ＷＨＯ真好用，或者自言陪著醫護人員哭，卻不覺得自己有趁機大賺政治資本之嫌。究竟，我們這個社會裡曾否培養出稍具誠實特質的政治人物 ？是否還能期待願意將政治當做一種嚴肅專業的政治人物來善待公民？

【徐永明】 / 中國時報 A15/時論廣場

這次SARS對台灣的衝擊，除了直接的生命安全外，一個更清楚的教訓是：我們離現代化國家的水準有一段距離，過去所自豪的經濟成就與政治民主，其內涵都遇到了顯著的挑戰，其能力與效用都有了重大的問號。

在經濟面向上，不單台灣經濟體質對中國的依賴性被凸顯出來，過去唯高成長是論的經濟思維也遭到重大挑戰，這次危機證明了高所得並不等同於一個能自主自治的公民社會。而除了社會的集體性恐慌外，在許多應該是最現代化、最專業化的媒體與醫療部門，一樣在SAR S的陰影下呈現混亂的狀態。

顯然，這些西方社會建制中，應該是有自治能力、自我規範的專業部門，在台灣的現代過程中卻進展遲緩。我們有高度發達的經濟體系，國際豔羨的晶圓科技，競爭激烈的選舉政治，但此時所見卻是失序的專業部門與遲緩的國家機關，來負責與SARS的直接對抗。這是一個難以嚥下的惡果。

於是，當SARS帶來了一個危機的社會，新加坡有自豪的行政能力來管束病源、隔離民眾；中國大陸有集體動員來搶建醫院，以愛國主義來鼓勵犧牲。台灣的民主活力卻萎縮為政治領導比魄力，專業人士比卸責，商人比口罩囤積，而民眾比自保的「自然狀態」，這混亂中被犧牲的是基層的護理人員，被漠視的是隔離的民眾，被歧視的是最底層的遊民，進而社會的一體感面臨崩解，而原本薄弱的相互與共，被疫情的猜疑所取代。

【徐永明】 / 中國時報 15/時論廣場

這個週末電子媒體以和平醫院封館為對象，進行了有史以來最大的謠言與混亂的製造工程。整個劇本先是暗夜中棺木的運到，傳言院內死亡的人數開始灌水，然後是家屬悲傷的喊話，引爆和平醫院內部的交叉傳染，形成一陣陣的謠言攻勢，揪著人心。

接著，為求獨家畫面，不是偷渡封鎖線，透過院內醫療人員自拍寫真，就是無畏傳染，撲到換班的公車伸出麥克風。最精彩的是，副市長在記者會上與民眾對罵，上邊有人在迎風招展的抗議布條上作勢欲跳，下邊有人在公車前面打滾，旁邊圍著一圈圈貪婪的鏡頭，恍如末世景象在街頭上演，整個台北的天空都黯淡了起來。

當這些景象被國際社會譏為「防疫失序」時，這個混亂背後更可悲的是「媒體失序」。如果真的用新聞局的記點標準來評鑑，到底台灣有多少媒體能在這個事件上及格；到底有多少主編與媒體老闆，在炒作這個危機時，有所謂「自律」的標竿掛在那裡；到底新聞自由是一個推卸社會責任的託詞，還是商業利益考量的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