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明】 / 中國時報 A15/時論廣場

如果後SARS時代有什麼政治上的長遠變化，大概是民眾對於國家介入的需求提高了，不但認為國家必須主動管制他人的行為，以保護我的安全；表現在隔離政策上，甚至認為可以透過懷疑來作短期的處分，限制人身的自由。更進一步，國家必須滿足個人安全的顧慮，不但要提供口罩、溫度計，提昇為天賦人權，稍有怠慢，當然是政務官下台負責。

當一方面，對國家行政體系的無能有許多的指責時，另一方面，S ARS事件已經開展了許多政治價值上的變化，國家無能的觀感已經為國家萬能在做準備。如果徵用民間口罩是國人皆曰可！那麼，以瘟疫威脅之名徵收私有財產，進行社會動員的作為不會到此為止，更不要說一個病例的懷疑，會有公共安全的顧慮，導致大型百貨與飯店的歇業、自我消毒，乃至自我譴責與澄清。

顯然，過去自由化與民主化運動所積極箝制與壓抑的國家巨靈，因著天災而逐漸甦醒過來，其身影不但投射在社會的弱勢身上，更有知識階層代表的大學校長，群聚嘶喊著：我們要一個「指揮中心」，似乎只要有領導，才能解決問題降低民心的不確定感，而不論這個作為的實質效果為何。在社會民心上，更是自我地訓育，主動喊出全台「淨空十天」的看法，發起者卻是會因淨空而備受打擊的工商團體，顯然當所謂自利計算的經濟人，也願捨身集體的社會行動，這時候政治的空間無限膨脹。

劉靜怡／台灣人權促進會副會長（北縣淡水〉 【2003-05-26/聯合報/A15版/民意論壇】

日前數個社運團體有鑑於ＳＡＲＳ疫情對台灣社會造成嚴重衝擊，卻遲未見有人倡議建立社會互助支援體系，於是成立「社會安全防疫聯盟」，除公佈涵蓋範圍廣及公共衛生、社會安全、媒體監督、相關法律所規定的權利義務等層面討論議題的網站（www.sarsnet.org.tw）之外，也公佈了共同製作的防疫行動手冊。目前國內相關聯盟正陸續籌劃或成立，然而，隨著疫情的不斷發展，我們也該不斷反芻這類聯盟成立的長遠意義，藉此機會探究台灣社會長久以來被忽視的盲點與弱點，以做為徹底政治改革和管制革新的起點。

需要徹底政治改革重新洗禮的，不僅是手忙腳亂到無暇思考整個行政機器到底出現哪些制度面障礙的執政黨而已，更包括過去執政數十年，卻仍處處顯露出對民主政治和公民社會嚴重缺乏深層訓練和認知的在野黨；否則，我們也不至於終日被所謂「台灣／中國」和「中央／地方」對立論述糾纏得動彈不得。此外，當同屬於公部門的不同政治勢力不斷展現其政治策略和身段時，居然每天還有政治人物霸著媒體版面和專屬時段譏諷ＷＨＯ真好用，或者自言陪著醫護人員哭，卻不覺得自己有趁機大賺政治資本之嫌。究竟，我們這個社會裡曾否培養出稍具誠實特質的政治人物 ？是否還能期待願意將政治當做一種嚴肅專業的政治人物來善待公民？

【徐永明】 / 中國時報 A15/時論廣場

這次SARS對台灣的衝擊，除了直接的生命安全外，一個更清楚的教訓是：我們離現代化國家的水準有一段距離，過去所自豪的經濟成就與政治民主，其內涵都遇到了顯著的挑戰，其能力與效用都有了重大的問號。

在經濟面向上，不單台灣經濟體質對中國的依賴性被凸顯出來，過去唯高成長是論的經濟思維也遭到重大挑戰，這次危機證明了高所得並不等同於一個能自主自治的公民社會。而除了社會的集體性恐慌外，在許多應該是最現代化、最專業化的媒體與醫療部門，一樣在SAR S的陰影下呈現混亂的狀態。

顯然，這些西方社會建制中，應該是有自治能力、自我規範的專業部門，在台灣的現代過程中卻進展遲緩。我們有高度發達的經濟體系，國際豔羨的晶圓科技，競爭激烈的選舉政治，但此時所見卻是失序的專業部門與遲緩的國家機關，來負責與SARS的直接對抗。這是一個難以嚥下的惡果。

於是，當SARS帶來了一個危機的社會，新加坡有自豪的行政能力來管束病源、隔離民眾；中國大陸有集體動員來搶建醫院，以愛國主義來鼓勵犧牲。台灣的民主活力卻萎縮為政治領導比魄力，專業人士比卸責，商人比口罩囤積，而民眾比自保的「自然狀態」，這混亂中被犧牲的是基層的護理人員，被漠視的是隔離的民眾，被歧視的是最底層的遊民，進而社會的一體感面臨崩解，而原本薄弱的相互與共，被疫情的猜疑所取代。

【徐永明】 / 中國時報 15/時論廣場

這個週末電子媒體以和平醫院封館為對象，進行了有史以來最大的謠言與混亂的製造工程。整個劇本先是暗夜中棺木的運到，傳言院內死亡的人數開始灌水，然後是家屬悲傷的喊話，引爆和平醫院內部的交叉傳染，形成一陣陣的謠言攻勢，揪著人心。

接著，為求獨家畫面，不是偷渡封鎖線，透過院內醫療人員自拍寫真，就是無畏傳染，撲到換班的公車伸出麥克風。最精彩的是，副市長在記者會上與民眾對罵，上邊有人在迎風招展的抗議布條上作勢欲跳，下邊有人在公車前面打滾，旁邊圍著一圈圈貪婪的鏡頭，恍如末世景象在街頭上演，整個台北的天空都黯淡了起來。

當這些景象被國際社會譏為「防疫失序」時，這個混亂背後更可悲的是「媒體失序」。如果真的用新聞局的記點標準來評鑑，到底台灣有多少媒體能在這個事件上及格；到底有多少主編與媒體老闆，在炒作這個危機時，有所謂「自律」的標竿掛在那裡；到底新聞自由是一個推卸社會責任的託詞，還是商業利益考量的外衣？

石世豪 / 中國時報 15 / 時論廣場

一連串媒體評鑑、報業調查的爭議過後，裁撤新聞局的議題取而代之，設置獨立超然的傳播委員會再成輿論焦點。

自舊政府正式規劃設立「資訊、通訊、傳播」單一主管機關以來，無論所謂「ＴＩＢＣ（電信資訊傳播委員會）」或「ＮＣＣ（國家傳播委員會）」，歷次藍圖均仿自美國聯邦傳播委員會（ＦＣＣ），標榜委員的專業與超然地位，並配以「高規格」的選任程序、部級機關的龐大行政資源。在新舊政府推動「組織再造」的「小而美」框架中，這種提升機關層級、擴充高階編制的大動作，難免引起面臨裁併命運的各部會「側目」。電信、電腦網路或廣播電視相關產業總產值固然不容小覷；然而，隱身於「百業各設部會」之後的本位主義思想，畢竟不見容於廿世紀末各國普遍精簡政府組織的全球趨勢。

就在新聞局存廢聲浪的推波助瀾之下，這個一併接管廣電業務的新機關也正在加速成形。最新版的「通訊傳播委員會」逐漸淡去ＦＣＣ色彩，不斷滲入來自世界各地的不同設計理念。重要的轉變，就在於改採已有「本土經驗」的公平會架構，而且，職掌範圍也跨出ＯＥＣＤ所建議的「獨立（電信）監理機關」、進而改循英國ＯＦＣＯＭ模式兼及於內容管制；至於組織建制方面，則朝向行政院所頒布的「獨立機關建制原則」調整。

【徐永明】 / 中國時報 15/時論廣場

民進黨執政後，如果有什麼事常被媒體認為是不合執政體統，但卻又比較少在媒體評論中被具體討論的，大概就是民進黨人喜歡告媒體這一件。

從呂秀蓮副總統告新新聞的「嘿嘿嘿」事件，北、高市長選前中時對陳水扁的道歉啟事，到最近謝長廷告聯合報的群眾運動，台灣的媒體與民進黨間實在很難用相處融洽來形容。而比起與在野黨的對立緊張，民進黨人對媒體的疑慮也不遑多讓，這表現在所謂「統派」媒體的帽子，加上部分媒體的政治看法鮮明，過去影響政局的豐功偉蹟，使得民進黨這個少數政府，在媒體輿論中更是有被包圍的感覺。

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作為台灣民主化的兩股主要動力，民進黨與媒體卻是相當地有距離。執政前民進黨人覺得被媒體壓抑扭曲，憤怒地要發起退報運動；執政後，情況並沒有改善，只是從走上街頭轉化為絡繹不絕的官司。而媒體更是認為執政者的民主素養差，分不清楚社會公器與黨派的差別，有時對付起媒體來比面對政敵還激動。兩者間的頻繁衝突大概是許多民主化文獻難以解釋的。

石世豪 / 中國時報 15/時論廣場

日前，立委揭發台灣高鐵主結構樑柱出現龜裂、鋼筋外露現象；事涉公共安全與政府委外工程品管問題，對於民代為民耳目、為民喉舌的努力，固然應予肯定。然而，該名立委要求行政院立即邀集土木、電機專家組成「台灣高鐵監督驗收委員會」嚴格監控高鐵施工品質的解決方案，卻又不脫國內慣見的委員會「萬能」神話。

回顧歷來有關新設各式委員會的政治主張，類此在政府組織內任意植入「異物」的「科幻」觀點，竟又充斥於朝野政治人物之間。值此政府組織再造、公部門板塊移動之際，各項財政預算、公務員人力及政府職能勢必隨之大幅重組；倘若任由委員會「萬能」神話作祟，則政府機關疊床架屋、相互掣肘還算事小，一旦波及公部門整體效能、錯失國際競爭時機，後果將再沒有人可以一笑置之。

以國內問題叢生又牽涉廣遠的通訊、資訊及傳播相關事務為例，舉凡科技匯流、跨業經營、競爭規範、普及近用、內容規範，以及，相關產業發展能否帶動社會多元化、提升公民參與能量等關鍵議題，行政及立法部門均未能充分釐清之前，就急於催生「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權充所有問題的「萬能」解答，「病急亂投醫」的輕率程度猶勝於「先射箭再畫靶」。

石世豪 / 中國時報 15/時論廣場

日昨，公平會決議退回微軟和解提案，理由之一是降價幅度未達該會期望；此外，該會擬主動提出行政和解條件，繼續與微軟進行談判；行政和解期限目前暫定二月底，勉強符合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審查該會預算時所答覆內容。倘若屆時談判破局，公平會將重啟調查程序，追究微軟各種限制競爭及不公平競爭行為的法律責任。

由於本案涉及智慧財產保護、國內軟體產業發展、台灣投資環境及廣大電腦使用者權益問題，各方利害相互糾結，自始即備受輿論關注。部分立委積極批判，加上微軟總公司訪問高層時機敏感，更使本案的政治爭議性持續升高。公平會嗣後改循新頒行政程序法的和解程序，這宗跨國公司涉嫌濫用市場地位的重大案件，因此得以一度脫離政治暴風圈。至於暫時免於「眾生喧嘩」的行政和解，是否就能回歸專業，進而通盤化解軟體市場結構失衡問題？抑或是從此轉而遁入黑箱作業，市場遊戲規則遲遲不見明朗？希望我們很快就可以透過事實具體檢證。否則，類似微軟案涉及科技創新與既有市場霸權擴張的問題，拖延處置時機的結果，不但坐令民氣耗竭、國內軟體產業結構進一步惡化，新進廠商起死回生之路將會更窄；一旦「遲來的正義」救不回業已消逝的競爭商機，消費者恐怕再也沒有替代商品可以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