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顧忠華

去年年初，第七屆立法委員選舉改採「單一選區兩票制」，並且將名額減半，原本大家期望選出的委員，應該是選區中的最優秀人才，如此組成的新國會，可以令人耳目一新。但是一年的時間過去，我們必須表達嚴重的失望，因為這一屆的兩個會期，立法院乏善可陳，不僅沒有做出具體的貢獻，甚至出現民主倒退的現象。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徵求以一個字概括國會一年來的表現，結果「黑」字雀屏中選，透露出民眾的憤怒與不滿。

以最近發生的重大議題為例，立法院的表現荒腔走板，譬如李慶安委員的雙重國籍案，獨大的國民黨始終不願意明快處理，不斷地拖延，毫無擔當與原則。即使李慶安退出了國民黨，但依國籍法的規定來看，立法院應該立即決議移送司法機關審理，而不是坐實外界對於立法委員知法犯法的惡劣印象，連帶使國會的形象跌落谷底。而若李慶安果真觸法達十四年之久，她足稱是最「黑心立委」而當之無愧。

盧世祥

澄社上週發表萬言書，以「解構新黨國」為題，從經濟、主權、人權、治理四個範疇，針砭馬英九政府，提出更換行政院長等十點建議。澄社以「新黨國」定位馬政府，是其執政七個月來，不但因應國內外經濟變局無方，台灣失業人口至少五十萬，失業率淪為東亞四小虎最高，且完全掌控政府機器的執政當局，限縮台灣人民集會遊行權、侵害司法人權、箝制言論自由，外加向專制中國全面傾斜，已導致國家社會整體倒退。

澄社苦口婆心，希望馬政府察納雅言，惟黨國當局能否懸崖勒馬，有待觀察。從本質說，新黨國與戰後主宰台灣的兩蔣舊黨國一樣，都以警察特務伺候異己，司法任其操控，媒體是為人民洗腦與追殺政敵的幫凶。尤有甚者，黨國體制建立在少數統治之上，當年有「籍貫優良」的用人標準；如今人口比重一成四的外省族群，又居五院院長多數。從而，不論往昔以二二八加白色恐怖威嚇，或今日經由選舉包裝而班師回朝，其為族群政治，一也。

建立民主制度只是人權保障的第一步，如果民選政府不受監督、不守法紀，照樣會違法濫權，製造歧視對立。所以我們要建立正常的民主社會，必須積極改善台灣政治、經濟與社會人權，否則台灣的民主僅是軀殼，政府的違法濫權與社會的不公不義，不會因為民主的美名，而消弭於無形。
節錄自「馬英九、蕭萬長的人權政策──新世紀台灣人權宣言」

　　大概沒有人會否認這段宣言的正確性；不過，問題是為何這段宣言在今日看來會格外地諷刺與令人心痛？為了迎接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協會會長陳雲林，馬總統所下令成立之「協和專案」，竟成為「政府集團性違法濫權行為」的代名詞。迄目前為止，我們仍見不到馬政府有任何真誠地反省與檢討，面對人民在憲政權力制衡體制已因權力過度集中化而嚴重失靈的狹縫中所掙扎嘶喊的控訴，我們所見到的只有馬政府置若罔聞的冷漠高傲態度。

黃秀端

當各界在為三千六百元的消費券怎麼花時，政府又開始動郵政儲金的念頭，想把國發基金規模由二千億擴大到一兆，來協助企業脫困。當政府拚命撒錢時，不禁令人擔心，此種債留子孫、毫無節制的行為，未來我們政府也有可能面臨破產的窘境。更令人憂心的是，政府的決策機制越來越封閉、越來越不透明，而政府又擁有龐大且不受監督的權力時，是否為另一種危機的開始。

我們常說政治是權威性的價值分配過程，他決定了哪些人可以拿到消費券，也決定了哪些企業可以得到紓困。同時，他也可能決定了哪些人在兩岸關係的開放中得利，哪些人將成為受害者。在此種過程中，民眾與政府的關係往往是資訊不對等的，若有權者又有不受任何監督的裁量空間時，可以為民謀福利，也可以為己謀私。若沒有有效的課責機制與監督機制，就會產生貪腐問題。透明化是民主課責的前提。
馬總統沾沾自喜的自認為有一個清廉的政府。然而若政府的政策長期不透明、不公開，不讓民眾有表達和參與的空間時，誰能保證未來不會有任何舞弊情事發生。拿北市的貓纜塔柱危機來說，當初的選址、規劃設計是否有疏失，台北市政府以及當初負責的馬市長都沒有說清楚講明白，我們怎能確定沒有任何弊端？

徐永明

「液態空氣時代」的思想，是一篇在高中校刊時代常反覆閱讀的作品，作者是五○年代的建中學生，透過建青刊文強烈批判了兩蔣統治高峰的環境，形容為「液態空氣時代」，是一個「完全沉寂而令人發悶」的世界，由於尖銳的批判力，成為當時蒼白青年文化中被傳頌廣泛的文章。

現在來看這一篇文章，四十年後兩相對照，不禁令人背脊發涼，當時在兩蔣高壓統治下，台灣社會文化的氛圍宛如經過「用壓力把氣體一壓一放經過多次，就能夠把空氣的溫度降至極低，而成液態」，至於生活在佈滿液態空氣的世界，那一定是無法發聲、溝通，乃至於團結的社會。

當時對液態空氣時代的理解相當直接，蔣氏父子的高壓統治明顯而粗暴，台灣不斷地被擠壓，小至教官的校園監控，大到全面性的白色恐怖，經濟發展至上成為唯一政治正確的道路，年輕人除了在校刊中隱晦地控訴升學主義之外，要不如李遠哲所言般，被蔣經國嚇出國；要不就像馬英九一樣，已經在準備申請綠卡當退路了。

劉靜怡，台大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律組副教授
澄社社員

十一月初美國總統大選結果揭曉，我收到了許多昔日芝加哥大學法學院老師和同學故舊的電子郵件，大家都在為我們的「歐巴馬教授」（Professor Obama）創造歷史而互相道賀，沈浸在「改變」（Change）與「希望」（Hope）夢想成真的喜悅裡。幾乎同時，一群在網路上呼朋引伴、互相串連的台灣學生，則是在六日早上悄悄來到行政院門口靜坐，要求馬總統劉院長針對陳雲林訪台期間的維安措施侵犯人權的現象道歉，要求警政署長與國安局局長下台，並修改限制公民言論自由和集會遊行自由的陳年惡法集會遊行法。平心而論，這些要求其實只是一個正常公民社會常見的呼籲，並非苛求，然而，總統府和行政院連日來的回應，卻令人失望，將這個新政府所表現出來的威權思維，與同樣面臨諸般危機卻充滿改變和希望契機的美國現狀相較之下，「換了個總統，到底改變了什麼？」的疑問不禁油然而生。

洪裕宏
陽明大學心智哲學所教授
澄社執委

馬英九先生說，集遊法「要改成報備制沒有問題，問題不在報備，而是在暴力。」暴力怎會是問題呢？誰暴力誰就得接受法律制裁，這根本沒有爭議性。陳雲林來訪五天，馬政府武裝濫權，鎮壓人民憲法保障之集會遊行與言論自由權之後，社會擔心的是台灣民主是否告終？馬政府會不會以全面性的司法迫害及各種直接間接的方式，消滅台灣精英，或以製造恐怖氣氛，泡製馬英九熟悉的兩蔣時代的「白色恐怖」，使台灣各階層、各行業的菁英心生恐懼，因而自我限縮，乖順服從馬先生強加於台灣人民的統一大業？

馬先生到底瞭不瞭解民主？當他開口閉口遵憲行憲時，他懂不懂憲法本質上就是一部人權保障法？他知不知道主權屬於人民？他知不知道人民最大？他知不知道政府公權力的正當性來自人民的同意？他懂不懂憲法所保障的基本人權是絕對權利，只有在極特殊、有產生立即重大危害的條件下才可限縮人民基本人權？

林正義

「一個中國、兩個台灣」。這是幾年前就有學者提出的觀察，投射到台灣處理中國海協會會長陳雲林來台，朝野的立場與反應，仍十分貼切。「一個中國」的勢力愈來愈大，「兩個台灣」在中國崛起之下卻愈變愈小，也愈來愈分裂。

陳雲林來台會談，有國民黨、親民黨前主席設宴款待，也有統派團體、工商企業登報熱烈歡迎，這是「一個台灣」。陳雲林無法到台灣南部，形同被禁足在台北，民進黨街頭抗議、圍城、綁布條、拿國旗等如影隨形，這是另「一個台灣」。在「一個中國」的陰影之下，「兩個台灣」卻互不溝通、相互提防，彷彿真正的對手與敵人不是中國，卻是在台灣的內部。

北京的「一個中國」原則沒有改變，手段靈活許多，正緊緊抓住國民黨重回執政的戰略機遇期，藉由兩岸諸項協議，框住台灣未來發展的路線。執政的國民黨、共產黨要在短時間內加速推動兩岸兩會會談，不惜違反一九九三年新加坡辜汪會談的「兩會聯繫與會談制度協議」文字精神，明確兩會董事長與會長每年將要進行兩次會談。這是該協議所規範副董事長（副會長）層級會談的時間與次數。江丙坤、陳雲林降格以求，反映即使台灣內部有雜音，也要加速推動兩岸關係的進展。這也忽略了陸委會民調反映有三十％台灣民眾，認為兩岸關係發展過快的疑慮。

中國海協會副會長張銘清遇台南民眾嗆聲，於推擠中跌倒，且引發台南市議員王定宇遭恐嚇的案外案。王定宇昨天因帶頭抗議張銘清一事，被起訴求刑一年兩個月。全案發展至此，顯見這是粗暴而赤裸的政治起訴，討好海協會長陳雲林的檢察官，直令檢察部門原已氣若游絲的公信力為之斷送，台灣法治前景堪慮。

先說抗議事件本質。從電視新聞看來，張銘清倒地是事實，但肇因有待釐清。全球傳播界模範生英國BBC報導此事，指張銘清於推擠混亂中倒地，原因尚不完全清楚，台灣媒體有推倒、打倒、絆倒等各種敘述，說法不一。但按BBC播出的現場影片，標題以jostle (推撞、推擠)描繪，顯然是較為客觀而接近事實的報導。

如今，檢察官以聚眾施強暴脅迫及傷害罪名起訴，是基於認定王定宇「利用廣播電台公然號召群眾，帶頭以肢體推擠、動手推倒張銘清受傷」。檢察官論斷指王定宇「和張銘清面對面時，以右手碰擊張銘清，且順勢轉身出手將張銘清往後推，使張銘清重心不穩倒…，王定宇仍繞到張銘清後方將張銘清往後拖行。」不過，這樣的起訴理由，不合現場情境，立即引發質疑。從新聞畫面看，王定宇不論碰及張銘清、張銘清倒地之後拖拉其起身，及其後勸阻民眾讓張銘清離開現場，顯非出自故意或惡意；檢察官的惡意認定，必受公評且成法庭攻防重點。

作者：王泰俐（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副教授）

海協會副會長張銘清在台南遭推擠跌倒的事件，令所謂的「一國兩制新聞學」，一夕之間廣為人知。

事實上，學新聞出身，有十幾年記者生涯再加上十幾年國臺辦的工作經歷，張銘清在2007年六月出任新成立的廈門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首任院長時，就重新倡議這個十幾年前他就提出的「一國兩制新聞學」。根據他公開在南方周末或海峽導報等媒體上的解釋，一國兩制是中國特有的政策，因此一國兩制新聞學應該是一國兩制理論中的一部分。海峽兩岸在兩種不同的政治制度下，有兩種不同的新聞理念，因此難以形成「有利於實行一國兩制的與論環境」。因此建立這套理論，是為了「代表兩岸不同的社會階層、不同的利益訴求、不同的價值取向的新聞界，尋求最大認同度和包容度的空間」。

他還強調，新聞學理論首重「實踐」，但沒有理論的實踐是盲目的，所以只有兩岸共同來研究這個課題才有實際成效。

10月21日爆發海協會副會長張銘清在台南遭推擠跌倒的事件，於是成為第一次「兩岸共同來研究這個課題」的時機。我們非常清楚地觀察到，「一國兩制新聞學」如何在台灣被實踐的媒體景觀。

首先，理論創始人以自身實踐，過去國台辦發言人身分對台灣近乎威脅的發言，到了台灣，尤其在推擠事件之後，必須「不同」，必須尋求當地民眾「最大認同度與包容度」。因此，在機場離境前哽咽的發言之後，立刻有台灣鄉親展現溫暖與包容的回應。